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口号，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文化创造力缺乏的时代背景下，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高效、快捷的文化发展之道。无论是在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等各领域，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创造层面，它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可以说和“双百”方针、“二为”方向相配合，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在新中国成立早期较快地摆脱了文化“积贫”、“积弱”的局面，初步形成了面向大众的、健康向上、繁荣活泼的文化艺术事业格局，对我国整体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提出，具有经典意义和跨时代价值。这句话本身没有排他性：它并没有要求古人没做过的我们不能探索，洋人没做过的我们也不能探索。但是，在思维惯性和创作惰性的促使下，某些人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产生了误读，似乎中国文化艺术只能是古人或洋人“成品”的二次开发和解读，或者中国文化艺术工作者不模仿借鉴古人、洋人，就无法独立创作、探索各类艺术规律、进行原创性创造，并实现“中为洋用”。
这种误读也渗透到了我们的艺术教育当中。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影视领域的远发性创作，固然在知识修养的积累上必须向古人学习，向洋人学习，需要挖掘、引进、学习、消化、吸收、生产、创造。但是，“掉书袋”和“唯洋是尊”成为各艺术行业几乎固化的思维模式，“泥古”和“泥洋”严重制约了文化艺术的创造力，而对于各艺术门类自身存在的客观规律进行原创性探索、研究的成果则较少。这样的结果延续到我们的教学中。教师要不搬运外国的，要不就搬用古代的，几乎没有以“学术原创”引领教学，以“原创思维”培养学生进行学科前沿性探索的概念。
改造古人、改造洋人，操作上相对来说简单，效果也明显，因此大家纷纷寻求“古代”或“舶来”的思维创造拐杖，忽略了任何一种文化艺术门类都是潜在的艺术创造规律的某个时代特定显现样式，相对于未发现的艺术创造的可能性，它们无论多么辉煌，影响多么巨大，也只是沧海一粟。人类的文明历史已经行进了几千年，所有的思想家、艺术家毕其一生发现并以某种形式锻造成文化成品面世，这个队伍无论如何庞大，成果无论如何繁多，相对于广袤无边的宇宙时空，它们都是极微小的流沙，是非常有限的“局部发现”。也可以预言，随着人类历史不断行进，潜在的艺术的规律，未被发现的创造可能性（样式、理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产品）会不断被发现、提取并转化为产品、作品。这广袤无边的艺术创造的可能性，和隐蔽在迷茫大千世界背后的自然科学规律一样，也是一块等待发现的处女地，是“古”和“洋”所不能涵盖的。
长期“泥古”“泥洋”的惯性思维，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文化艺术对“非古”、“非洋”、未经开垦的艺术原始区域的存在的忽略，从而“培育”了中国文化艺术专业人士对“古”和“洋”的习惯性依赖，对原创文化艺术的陌生，最终导致中国人在“文化艺术原创”领域的能力长期积弱不振，甚至很多人只会当“二道贩子”。在经济不断发展，国力不断提升的当今时代，这种思维惯性已经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
进入21世纪，我们既面临巨大的战略机遇，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能不能建成世界一流文化强国，成为世界文化引领国家，中国在文化艺术上能否创造一些我们这个时代的样式（这些样式应该是秉承了中国文化精神和灵魂，但融入了“全球化”时代元素并具备世界意义，而不是古代的“原装”再版或时下“改版”），为中国文化史创造新的辉煌，并在世界传播，成为世界流行样式，实现文化上“中为洋用”，我们需要与时俱进，更新观念，重新审视文化战略。
组织力量投入对“古人”、“洋人”未涉足、未开垦文化艺术“极荒世界”的研究、探索、开拓，有助于拓展中国文化的内涵，丰富中国文化的样式，也有助于我们创造、接续已延绵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之链，形成和“汉风”、“唐风”并驾齐驱的国风和文风，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如果我们继续承袭非古即洋的思维模式，一国之文化精英仍迷恋于“改造”、“加工”、“模仿”，那么我们的文化势必永远沦为文化艺术的侏儒，建设世界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恐怕永远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想了。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