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郭敬明、张悦然和韩寒之后，安妮宝贝终于耐不住寂寞，出任新经典公司“年度大戏”《大方》杂志的主编。安妮宝贝在接受采访时说，“《大方》是一本‘暂时离开资讯、应景、热闹、时效话题’的杂志书。推出《大方》的目的，是要在这一个喧嚣的时代倡导一种敬畏写作、专注阅读的态度，给读者以世界文学版图的真实面貌，与现今快节奏、短信息的时代拉开距离。”

　　在《新民周刊》这篇《偶像取代作家 文学杂志洗牌》的报道中，带给我们的思索是多方面的，隐藏其后的冲突也是明显的，比如安妮宝贝所谓的“倡导一种敬畏写作、专注阅读的态度”就能给公众以诧异的感觉，最起码与报道中微妙的主题不符合吧？

　　道理很简单，这些杂志书之所以受到关注，除了主编个人的名气和魅力外，恐怕更在于“商业上的成功，而不是文学本身。”而这显然与主办者声称的目的有些遥远。对此，我们该如何审视？

　　笔者以为，“偶像取代作家”离“敬畏写作”有多远，仍是一个值得考量和观察的课题。与其说“偶像取代作家”是文学版图发展的选择，不如说是商业力量裹胁文学的现实写照。大众文化的勃兴，消费社会的繁荣，使文学被大众消费，也使安妮宝贝们成为公众消费品，成为娱乐偶像。这由此而产生的强大合力，集体造就了安妮宝贝，乃至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要不然，创办杂志书成功的郭敬明也不会引用媒体的夸张性描述：“郭敬明的书，就算里面是白纸也能卖个几十万册”。深入“偶像取代作家”的肌理，我们难道不能发现同样的事物轨迹吗？只不过对安妮宝贝来说，是一个后来者罢了。
当下，文学本身越来越以商业化的运作方式与社会接轨，“偶像取代作家”仅仅是一个折射罢了。由于文学观念的改变，带来了新的审美意识的崛起，在精神领域呈现出多层次的态势，人们对具有情节性、传奇性、可读性的俗文学作品感兴趣，产生了超越严肃文学的阅读渴望。于是乎，不少作家把精神产品以商品的形式推上了文化市场。

　　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文化的形成，学者本雅明说，作家们也开始了“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一个买主”。根据这样的逻辑进行观察，这些出笼的杂志书不都是“讨好买主”的产物吗？杂志上不都跳跃着“讨好买主”的身影吗？

　　因此，用“敬畏写作”来作为杂志书的由头是不必要的，也必将弄巧成拙，相反，显得虚伪了一些。何不如杂志名称一样，大方地承认是直奔利益而去的呢？

　　说穿了，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当前的文学与经济、商业有着太多的联系和瓜葛，正如论者指出的那样：文学与经济似乎成了拜把子的异姓兄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命运相连。从“偶像取代作家”的现象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变化，对此抱以理性的认识姿态是必要的。一是创办动机上利润先行。这种功利性的创作使文学写作成了批量生产。二是迁就大众口味，助长文学快餐化。快餐文学以一次性、无深度为显著特征。当与文学无关的东西成为关注的焦点时，虔诚的心态已经消解，所谓的文学圣殿早已不再纯粹。三是销售量成为创办者衡量的标准，商业的成功才是他们眼中的成功，而没有给文学留下存在的空间。不关注消费，不关注市场的文学日益失去话语权，这必然降低文学的含金量。

　　当商业的成功成为文学的衡量标准，当创办者都把“讨好买主”作为圭臬时，你能想怎样？“偶像取代作家”背后的“讨好买主”身影，你看到了吗？